后来陈谷利跑了。她就坐到地上打滚，在几个戴着红帽子的男人的阻挠下被撕得衣不蔽体，她插着腰指天而站，冷笑着同那一群大老爷们叫：
“我家里人救也救不成，也就这个样子了。别以为你们给点医药费就把这事给了了。我家里上下几口吃饭的嘴，眼皮子只要还张着，要的就是钱。你们砍脑壳的领导都躲得不见了，把我几个晾这里不管，天下没有这个道理的事！”
我妈向来长得好看。那时还在满县里跟人跑些红白喜事，一手小号吹得圆滑提溜，会说话又懂看人脸色，队里领导很吃她这一套。但其余几个姐妹就没见得有太多好话了。因为工作的缘故，时常得上下装点一番，穿套紧绷绷红鲜鲜的制服，扭着屁股拎着小号出门的时候，在陈家棚里那是所过之处皆是垂涎。
但有贼心没贼胆的人太多。我爸人高马大，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跟土匪斗了好几年，练的一身拳脚功夫。黝黑的皮肤下肌肉鼓胀，浑身劲儿都没处撒，没人敢来找他的不痛快。
倒不像现在，长年累月地躺在二层的床上，除了窗户外照进来的一点阳光，是再也看不到别的了。
他瘫了，一身威风凛凛的肌肉萎缩成塌下来的软皮，两只见到人就露出凶光的眼，变成了呆滞的时钟。
从暗到亮，又从亮变黑，一天就过去了。
我妈最后还是从采石场那里要到了些钱。但这其中没有一点我哥的功劳。
我哥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青龙帮的老大了，在学校里混得风生水起，没有一个老师敢管他，但他是一点也没掺和我爸的事。
他常常对着我爸动不了的身体露出嘲讽的笑，笑他人生前几十年造的孽，两个儿子在他手底下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，一整套拳脚不仅给了外头的人，家里也成了他的练武场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妈也是他的木人桩。
他没瘫的时候，常常就坐在一层黑洞洞的门口，或者在屋里的小木桌旁，把一盘炒豌豆嚼得“嘎嘣”响，就着空气中定河晃荡的湿热水汽，喝他兑了工业酒精的杂酒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